酒在中国的起源很早，酒文化以一种独特的文化存在形式，在人类文明史上是一种特殊而不可缺少的存在。它属于物质范畴，成为人类饮食文化中不可缺少的物质食粮；同时，它也属于精神范畴，是人类悲欢离合的催发剂和抚慰剂，正是因为酒的存在，人类才多了一条抒发欢乐、宣泄愁苦的渠道。
文人多钟情于酒，主要在于酒与文人的心理相契合。酒不仅能满足文人日常来往交流的需求，而且酒还可以解忧消愁，扩大快乐，激发他们的创作灵感，进而达到艺术与心灵的契合。酒的功用，在历史的长河中经过千百年的积淀，已不仅仅是日常的饮料，而成为一种多层面的精神复合体，蕴含着极其丰富的文化意蕴甚至可以这样说，从酒的琼浆玉液中，可以映现出中国古代文化浩瀚苍穹的天光与影、日月星辰。
知己千杯以酒相契
文人爱酒，进而结缘而成的诗酒风流尤为人所道，这主要是因为文人身上所具备的文人气质与酒达到了精神上的契合。诗与酒是文人艺术气质的载体，同时也是文人间心灵完美契合的桥梁。
以酒会友，通过酒传达自己对于友人的深挚情谊，与友人把酒言欢、消忧，达到心灵间的共鸣。如辛弃疾的《破阵子·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》：
醉里挑灯看剑，梦回吹角连营。
八百里分麾下炙，五十弦翻塞外声，沙场秋点兵。
马作的卢飞快，弓如霹雳弦惊。
了却君王天下事，赢得生前身后名，可怜白发生。
这是作于辛稼轩与陈同甫鹅湖之会后辛弃疾寄给好友陈亮（陈同甫）的一首词。词人借着酒劲仿佛正与友人坐于桌旁，端着酒杯，娓娓诉说昔日的豪情壮志与今日的窘境，友人仿佛点头称道“我亦如此啊”，词人在酒中与友人达成了心灵的对话。
通过吹角梦回、分麾下炙、沙场秋点兵三个场面再现了稼轩及其义军当年的威风凛凛，然后笔锋一转“可怜白发生”，年华逝去，青春不再，功业未就，不禁悲从中来。
醉卧他乡避世消忧
当社会黑暗，个人价值得不到实现、理想抱负受挫之后，总会另寻出路一求自我确认，使失衡的心态恢复平衡。而以醉卧酒乡的方式与现实相对立，则是这种自我补偿现象的最常见的形式，而其间所传达的愁苦之音是最能打动人心灵的，借酒遣怀，借酒消愁，借酒畅发喜怒哀乐之心音，这是酒文化与诗人主观情志契合的一种最常见、最普遍和最有实用功能的形势。
曹操首开以酒解忧的先例，高唱“以何解忧，唯有杜康”。此后文人志士在理想抱负受挫时，都借酒以消忧，借酒以抗世，借酒以晦迹。如李白《将进酒》借饮酒以消忧，高唱人生几何，须及时行乐，但却处处体现着现实的黑暗与无奈。其间许多文人更是以酒来为自己命名，比如西汉有“高阳酒徒”郦食其，“酒狂”饶宽；魏有“酒徒”蒋济；唐有“五斗先生”王绩，“醉民”诗人元结，“醉司马”、“醉尹”、“醉傅”、“醉吟先生”的白居易。他们都借酒来缓解现实中的忧愁、困苦，醉卧酒乡寻找理想中的桃花源，加深了借酒抗世、消忧的分量。
杯中人自远—返璞归真
酒使人人自远，文人在酒的世界中追求内心的平静，以期获得“本真”的境界，进而达到现实生活、酒与文人精神的融合。
正如《世说新语·任诞篇》云：“王佛大叹言：‘三日不饮酒，觉醒神不复相亲。’”形神相亲庄子在《庄子·达生》中解释说：“夫醉者之坠车，虽疾不死；骨节与同，而犯害与人异，其神全也。乘亦不知也，死生惊惧，不如乎其胸中，是故遌物而不慴。彼得全于酒，而犹若是，而况得全于天乎？”
他们好老庄，希望凭借酒这一媒介达到庄子物我两冥、逍遥自在的自然境界，通过品味饮酒之趣达到无忧无虑、其乐陶陶的“任真”之境。所谓“任真”即是自然，《庄子·渔父篇》云：“真者，精诚之至也，不精不诚，不能动人。事君则忠贞，饮酒则欢乐。”
酒在陶渊明这里，不是阮籍借酒以避祸的手段，而是在无我境界中达到“任真”的精神伴侣。诗人在酒的伴随下获得“心远地自偏”的平静，在东篱下偶然抬起头来，目光正好与南山相会，一派本真自然气象。如《连雨独饮》所言：“试酌百情远，重觞忽忘天。天岂去此哉！任真无所先。”一般人若是世俗百情鲠于胸中，则难以复归自然，因此陶渊明透过饮酒，脱去百情束缚，胸中任真磊落，而能任自然而忘却是非烦恼，求得本性的真纯。又如他说：“挥兹一觞，陶然自乐。”陶渊明在酒中透视人生，超越人生，寻得心灵的抚慰与自我的获得，任真而适性，故能陶然自乐，悠然自得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