酒在汉代既是天之美禄和礼制民俗的重要载体，也逐渐内化成为文人抒意人生的重要寄寓，汉赋“抒下情而通讽喻，宣上德而尽忠孝，雍容揄扬，著于后嗣，抑亦《雅》《颂》之亚也。”，“酒”意象也成为汉赋思想表意的重要载体。纵观汉赋中从邹阳《酒赋》到扬雄《酒赋》到王粲《酒赋》以“酒”为主题的汉赋，可以明显看出赋家王道之责与文士个人抒怀的交错与交融轨迹，也为魏晋诗酒文化提供了丰泽的思想土壤。

文学和时代息息相关，赋家和汉赋的创作也是如此，汉初赋家邹阳的赋作《酒赋》就很具典型，邹阳经常参加梁孝王文学集团的酒宴活动，臣子“乐只之深，不吴不狂”，君主“锡名饵，祛夕醉，遣朝酲”，邹阳《酒赋》结尾以“吾君寿亿万岁，常与日月争光”向君王祝寿敬酒，是文人们忘忧馆创作诸赋的特色，也是汉代赋家表现明君贤臣的儒家思想的重要方式。邹阳在《酒赋》中议“清者为酒，浊者为醴。清者圣明，浊者顽騃。”不仅以酒之清浊分类酒与醴，也寓意圣者和顽騃，寄寓了文人以清酒自喻的高洁品质，到扬雄的《酒赋》更抒发了赋家无所适从的内心苦闷和矛盾心情:

子犹瓶矣。观瓶之居，居酒之眉。处高临深，动常近危。酒醪不入口，臧水满怀。不得左右，牵于墨徽。一旦车碍，为所。身提黄泉骨肉为泥。自用如此，不如鸱夷。鸱夷滑稽，腹如大壶。尽日盛酒，八复借酤。常为国器，托於属车。出入两宫，经营公家。

扬雄实际是以水瓶作喻意指那些品性纯洁的正人君子，时刻面临动荡危险境地，而酒壶指代那些贪慕名利的小人，他们为个人私利就卑躬屈膝，反而可以出入两宫，经营公家。扬雄并没有将过错归结为酒，“繇是言之，酒何过乎?”但这种以酒拟人的留白却引发更为深入的思考。扬雄作《酒赋》缘起是为讽谏汉成帝，“汉孝成皇帝好酒，雄作《酒赋》以讽之。”

扬雄是西汉著名赋家，也因为文雅而受到赏识，但这种文学才华多被用以政治功用，扬雄以酒为喻抒发情怀，既是赋家个人遭际的感受，也是文人对整个社会现实的无奈。除却对于现实的感怀寄托，也有扬雄《太玄赋》中的“茹芝英以御饿兮，饮玉醴以解渴。”和桓谭《仙赋》“吸玉液，食华芝，漱玉浆，饮金醪。”这些慕仙赋作中通过对美酒的浪漫描绘，也寄托了作者憧憬的美好向往和希翼逃离现实的浪漫想象。枚乘《七发》中对于酒的腴辞云构更是将酒辞升华到了审美的精神层次，“兰英之酒，酌以涤口”，又“置酒虞怀之宫，列坐纵酒，荡乐娱心”，或“旨酒嘉嘉肴，羞炰脍炙，以御宾客”。张衡《东京赋》有“客既醉于大道，饱于文义”的礼制克制。但酒在汉赋中也并不都是天之美禄，酒既能成礼，也可坏俗，美酒之饮和酗酒之害的悖离交融构成了汉赋中丰富多样的“酒”文化意象，蕴含了赋家对酒“爱恨交加”的复杂思想，也为魏晋士人以诗酒寄意提供了多维文化素材和深远思想启示。

汉末社会持续动荡，战乱频仍，民众朝不保夕的生命之忧和文人的及时行乐思想，促使饮酒之风愈发盛行，“服食去神仙，多为药所误，不如饮美酒，被服纨与素。”王粲《酒赋》中如实反映了当时的酗酒风气，“暨我中叶，酒流遂多，群庶崇饮，日富月奢侈。”流可释为漫无节制，王粲对比叙述酒的“吉德”和“凶德”，将酒与国家兴亡关联起来，表露出作者的忧患意识，虽是写酒，也是借酒抒发赋家忧国忧民的担忧和思考。因此曹植在其《酒赋》中更加着重叙述了酗酒过度的危害和禁酒的必要性，其赋序虽言是“览扬雄酒赋”而发，也是有感当时动乱的社会现实，结合酒弊与时政。汉末建安之后的文人，已有异于汉初赋家“以徘优蓄之”的处境，家国忧思已转而关注对生命长度与密度的怅惘，酒更多地被倾注了魏晋文人的性情才气和自然情感，也成为他们重要的精神寄托和文化意象，譬如刘伶《酒德颂》的意气所寄，以酒抒怀就是典型的酒文思想，“止则操卮执觚，动则挈榼提壶，唯酒是务，焉知其余?”文人内心的生命体验和情感抒发也被凝注成肆意徜徉的酒水。酒逐渐独立为更加鲜明内蕴的文化意象，酒从与生活文化的联系而逐渐成为魏晋文人的思想寄寓，成为文人诗文表达的重要文化意象，也成为汉代体物之赋转向魏晋缘情之诗的重要载体和见证。